2021-9-22 8:03:00
   谢谢主持人。尊敬的到会各位领导,各位嘉宾朋友,大家好!很高兴能有这个交流的机会,我来就应对老龄化挑战的医康养产业高质量发展,汇报一些初步的认识。

  首先,要说一下我所理解的中国现在面对的基本现实。我们这个社会是“未富先老”地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并且现在预计会比较快地进入超老龄社会。前些年说的标准,是60岁以上的社会成员超过15%,那么就是老龄社会,我们已经非常明确地超过了这个指标;65岁以上的人口超过全部人口的15%以后,就是超老龄社会。当然这个标准现在也有一些别的口径,但是一般都公认,中国社会的人均国民收入现在只是一万美元出头儿(当然这已经是非常明显的进步了,是从改革开放初期在全球将近200个经济体里垫底的那个最低收入组别进入到现在的第70位),还只是中等收入阶段的上半区,但是中国社会老龄化的程度是早早地与那些发达经济体、高收入经济体不相上下了。这种老龄化带来的挑战,有养老金给付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问题——我们现在正在积极探讨三支柱制度建设;有支付高峰期的能力准备问题——过去测算大概是在2030到2033年出现这个高峰期,离我们现在也就还有十年,现在社保基金理事会的战略性储备资金,还在努力增加它的规模,来应对这个高峰期;还有就是老龄社会成员的医疗健康养老服务的供给问题,包括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园区养老、居家养老的新形式,等等,必须多样化起来,必须适应人民群众提高自己生活水平的需要。

  处理中国社会现在的主要矛盾,就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这个矛盾,很多实质性的问题是结构问题,我们养老供给体系一方面供给不足,一方面结构上也不适应多样化的要求。低端是社会政策托底层面的老年人医疗养护,在回应低端保障综合需求这方面,对我们会有进一步的考验。总体的社会政策托底已被中央反复强调,但怎么把这个底更好地托起来,还要解决很多现实问题。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基于市场运行机制的“医康养产业”这个概念下的发展,是主要满足中高端需求的,这个方面,需要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处理一系列复杂的挑战性的问题。总体来说,按照中央经济近日又加以强调的共同富裕的导向,我们要在中国逐渐形成橄榄型的一种社会结构,那么中产阶层将会成为医康养产业服务的主体,又还要同时兼顾低和高的两端。这个发展过程,应该讲是将伴随着整个中国按照“新的两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全过程。现在中国的中产阶层,被称为全球最大规模,4亿人左右。但是不要忘了,这只是14亿人的一个零头,我们社会现在的总体收入分配结构,离橄榄型差得非常远,总体上看是个金字塔型。已经出现的亿万富豪,从绝对数上来讲,在世界上有一比了,但是基数、底座是14亿人,比重是上面、高端的一个尖,但是下面它不是一个完整的橄榄型,却是个金字塔型:跟着有4亿中产阶层,再往下10亿人,是中低端。克强总理在去年两会上说到,中国还有6亿人左右每个月的可支配收入也就一千块钱上下,日子还过得紧紧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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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9-16 7:57:00
  在中国,使民营企业继续吃好定心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全局的大问题。

  民企的发展,是我国改革开放后,贯彻党的基本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打开的大格局。改革开放40多年过去,民营企业的基本情况早已不是“半壁江山”的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最新讲话中再次重复了民营经济的基本数据是“五六七八九”,即“民营经济为我国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就业、90%以上的市场主体数量”。

  而且笔者在调研中感受到,在一些经济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民营企业发展的结果是半壁江山已越,所谓“五九之局”渐多:比如温州的党政领导说,我们这里哪里还是“五六七八九”,而是“五个九”,也就是“99999”。有的学者已经在强调,民企对于新增就业的贡献可能不只90%了,甚至可以认为是100%,乃至更高。意思就是,国企的相对优势在于大规模、资本密集,那么随着产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与生产流水线结合的发展,国企提供的就业岗位可能还要萎缩,而民企却可以在这方面填补国企就业萎缩的缺口。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央强调的“六保”中的首位,是保居民就业,这支撑着全局的基本稳定,支撑基本民生这一必须保证的目标,而其最主要的贡献,就是来自民营企业的发展和它们的就业支撑力。

  直观地看,民营企业对于全局的意义和影响,应该使我们在战略思维上有进一步的提升:讨论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全局性问题,一定要注意怎么使民营企业在继续吃好定心丸的过程中,得到健康而可持续的发展。这方面的相关矛盾和纠结,也必须加以正视。

  使民营企业继续吃好定心丸这个命题,绝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中央领导人反复在重要讲话中给出的信号和指导意见。基于实际生活中的调研,笔者认为,在民营企业发展这个问题上,怎样纠正一些偏向,以及继续支持民营企业积极创新发展,在当下已经明显形成必须正确结合、理性统筹的两大视角。

  一方面是纠偏。我们都注意到,在管理部门叫停蚂蚁金服上市之后,其他一系列纠偏和整顿措施还在陆续出台,几乎涉及了这些年冲到一线的所有头部企业。纠偏显然是必要的,必须纠偏,才有民营企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但也要明确,所有的纠偏,都并不否定民营企业的已有创新成就,都是旨在使民营企业更好地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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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7-20 8:04:00

   我的发言题目,是关于绿色金融的初步探讨。

  首先,说一说绿色金融的意义。现在大家都对其给予前所未有的重视。这可追溯到我国强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再到十八大以后新的领导集体给出了明确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里面包括着生态文明,以及以后强调的现代发展理念里的“绿色发展”,这些是一脉相承的,已经形成了决策层对于这样一种“高水平发展、高质量发展”的系统化表述。在这个背景下,几年以前中央深改组就专门出台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在2017年有世界影响的杭州G20峰会上面,推出了绿色金融的综合报告。前面一段时间,引起方方面面高度重视、现在正在全力贯彻执行的,就是中国最高决策层明确树立了今后40年分两步走的“双碳”目标:十年以后要达到碳达峰,40年以后要有碳中和。这是中国现代化“和平崛起”中的战略部署,事关全局与长远。


  第二个层次,要谈一下从学理的视角上怎样认识绿色金融。这方面的阐释,我的个人观点一向比较鲜明:我的认识,是愿意强调所谓绿色金融,必须是以政策性金融为主体而有别于一般商业性金融的一种金融形态。因为所谓绿色发展、绿色低碳的发展,涉及到经济学上已经有了多年讨论的所谓“外部性”的问题。一个一个的市场主体,他们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必然要耗费资源,必然要形成一定的污染。这种污染会表现为一种所谓负的外部性。如果我们在政策设计与实施的概念上,是要通过政府牵头的一系列的行为去克服这种负的外部性,那么所推崇的,实际上是要形成对冲负的外部性的“正的外部性”。这种外部性概念,是在理论上对应于“市场缺陷”或者“市场失灵”的概念。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决定性的机制,这非常重要,但是确实市场并不万能。在千百万微观市场主体“在商言商”的活动中间产生的负的外部性,是就市场本身而言的一种缺陷和一种资源优化配置上的失灵状态,必须由另外一些超越市场的力量去加以解决。针对这个命题,我们在实际生活中间,需要强调和正确把握的,就是中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贯彻中以有效制度供给来促成的理性供给管理视角上,要以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经济手段为主地配合上法律手段,以及一些必要的行政手段(如准入规则),去解决减排治污、绿色低碳问题,对冲负的外部性,贯彻现在领导人所说的“两山”理论,去支持可持续发展。这样涉及的政府产业政策和技术经济政策导向的绿发展,必须配套上金融的支持,我们认为在此方面必然要由绿色金融承担义不容辞的责任。

  金融是邓小平所说“现代经济的核心”,它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一种心血管系统,所以,它有这种核心的地位,但是心血管系统无论多么重要,它是要服务于整个生命机体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出发点和归宿是要服务于实体经这一概念之下追求长期发展的高水平、高质量。以金融来支持高质量发展,在当下结合着绿色、低碳发展这个概念,就一定要形成绿色金融的概念。那么说到这个绿色金融的概念,在实际生活中,就商业性金融总体来说,虽然也要注意引导它去服务于绿色金融的那些具体目标,但是如仅有商业性金融自身努力,显然是力所不逮的。因为商业性金融更多的还是要解决不考虑外部性条件之下怎么样让银行、金融机构首先按照企业的基本规则运行去“锦上添花”,哪些项目直接效益高,我们这些融资的资源,就要匹配到这些项目上面去,这样可以促使潜力、活力的较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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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5-12 8:18:00

  摘要:需求侧改革的提出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指导方针一脉相承,体现进一步着力于打通经济循环中需求潜力释放的堵点、优化全局统筹协调、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系统性思维。本文以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视域,分析新形势、新时期需求侧改革的背景和内涵,探讨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在双循环视域下的发展发向,在统筹协调大思路下从消费能力、有效投融资、收入再分配、城乡间要素流动、外贸政策、科技攻关和创新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关键词:双循环 需求侧改革 三驾马车

  2020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0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2020年12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均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随后12月16-18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意需求侧管理,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需求侧改革”和“注重需求侧管理”的表述,内涵与“双循环”战略一脉相承,体现着进一步着力于打通经济循环的堵点、优化全局统筹协调、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系统性思维。内循环为主体,是强调倚托本土已经雄厚起来的统一市场,更多依靠中国自身市场潜力来形成经济发展中供需互动的主心骨。经济阶段转换、贸易战和疫情冲击“三重叠加”背景下,从稳中求进、扩大内需到供给侧的优化管理与实施结构性改革,具有环环相扣的内在联系。新形势、新时期,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推进中,在突出重点、抓住主线的同时,还要有更高水平的整体性系统思维和全局统筹协调的更高水平——这是决策层面在追求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进一步提升了的战略思维框架。

  一、双循环视域下需求侧改革的内涵

  (一)双循环提出的时代背景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从1978年到201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按不变价计算增长33.5倍,年均增长9.5%。与此同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断提高,2010年实现人均国民收入四千美元,使我国成功地由低收入国家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随着中国成为中等收入经济体,我国经济增速也与其他经济体大同小异,需要在经济增速无可避免地逐渐放缓过程中,告别经济起飞阶段粗放式高速增长状态,完成一个增速下调,增长方式集约化的阶段转换。我国的这一过程表现为年度增速由2010年的10.6%较快地于两年内下调到2012年的8%以下,又于其后三年内相对缓慢下调到2015年的7%以下之后,从2015年下半年到2018年上半年长达12个季度的时期内,波动在6.7%-6.9%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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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4-27 7:58:00
  问:从政府文件里我们主要看到的是目标,但是我们企业想知道的是手段是什么?比如刚才您提到内循环和内循环为主,但“内循环为主”有阻碍因素,比如消费不足、收入不平等是一个主要问题。那我们可以理解下面可能会有针对收入平等或者改善的政策,但是这种政策大概应从什么角度入手,会是什么样的手段,想请您谈一下。   

  贾康:谢谢,您提的这个问题确实是中国的一个非常重大的现实问题。在多少年前邓小平就曾经强调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一个基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那么也就意味着分配形成的这个格局,应该带有共同富裕特征,使大家一起享受改革开放成果。但实际生活演变告诉我们,在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过程中,收入差距似乎不是缩小,而是扩大——开始阶段这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邓小平当时讲的就是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后,再去努力实现共同富裕,先富起来的地区要回过头来去支持欠发达地区。

  那么收入分配怎么优化呢?经济学者和管理当局,面对实际讨论的调节手段里,还得借鉴所有的研究成果和国际经验,以及自己国内运行里已经可以初步总结的经验。命题是优化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初次分配应鼓励大家于物质利益驱动之下更积极地生产经营创新发展,这个过程中,差距的出现与扩大是合乎一般共性规律的,需要有在这个发展的基础之上,又有再次的调节。再分配调节的基本手段,总结起来,政府可用的、最主要的,一方面是转移支付,就是对于弱势群体的抚恤、救济、救援、补贴,对于欠发达地区的专项资金支持,等等;另外一方面就是税收,特别是直接税。“抽肥补瘦”的直接税在西方世界有多年的经验积累。这两大手段合在一起,在中国怎样让它形成一个合理的体系设计和一系列相关的复杂政策组合,还在一步步探索的过程中间。面对着这些年的收入差距已经相当明显、甚至有人直接指责为“两极分化”,我观察,决策层是非常重视的,明确地在若干年前就提出要研究通盘解决思路和方案。在代表性的权威文件——十八届三中全会我们称为“60条”的改革《决定》里,专门说到要逐渐提高直接税的比重。这个提高直接税比重在原理上就跟国际学术界非常看重的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里的政策主张高度一致了,就是要以这种对于资本利得征税的方式,去抑制收入差距的扩大。但是直接税在中国怎么提高,成为非常棘手的难题。现在中国18个现行税种里比较典型的直接税——个人所得税,是在2018年有一轮新的改革,终于推出了综合的机制,就是某些收入可以归堆,由超额累进税率来调节,但是很遗憾,只把四种劳动收入综合了,比如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的工资、稿酬、劳务收入,以及可能我有创造发明所形成的特许权收入,这四项归堆以后,接受从3%开始一直上升到45%最高边际税率的超额累进调节,这说起来是一个收入分配的进步,增加了对高端的调节力度,但它恰恰一分钱也不涉及非劳动收入——中国这些年在企业界、市场人士里面,很多人的金融资产的收入,资本累积起来以后由资本、财产来源形成的收入,仍然是按简单的比例税率纳税,最高高不过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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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3-19 14:06:00

   近日,关于延迟退休的话题成为舆论场上热点之一。这很合乎情理:因为这是关系所有预期将会面临退休问题的劳动者及其家庭的一件大事。

  有朋友问我:延迟退休对农民有啥影响?这一问,还真让我脑子里猛转了几圈,试求答案。自己不成熟的想法,可归为如下四点:

  一、延迟退休直观地看,在我国与务农的劳动者(少量有退休安排的国营农场从业人员除外)没有关系。但稍作联想,即可知与“农村人”一定会发生间接的关联与影响。这符合某一经济体中多个“经济参数”间必然发生某种相互影响作用的一般分析框架。

  二、延迟退休会影响全社会的就业结构,使我国有退休制度的领域内,新入职的就业人员(年轻人为主)的就业机会相对减少,使这些人中有更多人不得不考虑“灵活就业”和“自由职业”的谋生机会,甚至有人会考虑去务农的可能。这些人在务农和“灵活就业”领域的加入竞争,就会与农民和“农民工”的灵活就业机会、以及作为农户家庭新生代成员收入来源的“就业机会(有或大或小的部分会发生于二、三代的年轻人)”所面对的竞争,形成交集。这对他们便会有形成一定“生活压力”的可能性。

  三、延迟退休总体上有利于缓解我国已十分显著的“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矛盾,支持追求现代化过程中的“可持续发展”,这种正面效应,是综合作用于全体社会成员(包括农民)和有利于更好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但是这种“好处”,主要是潜移默化地融合于社会生活中。总体而言,对这种正面效应,不但不可否定,而且值得重视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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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14 8:10:00
      “现在,间接融资的一些局限性和不足已经非常明显。”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日前表示。

  12月11日,第四届新时代资本论坛在北京举办。贾康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讲称,在以新经济推动创新转型升级的现阶段,间接融资的局限性已非常明显,我国应大力发展直接融资,使其更好地支持企业创新。


  贾康说,由于历史和现实等种种原因,我国形成了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占比较低的融资结构。目前,我国间接融资占比仍高达80%。随着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间接融资的不足凸显出来。

  贾康认为,要认识到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在风险性质方面的不同之处。银行系统吸收的是居民储蓄,不能出任何闪失,因此风险偏好低,必须坚守当铺思维。这也导致银行系统无法很好地支持创新型企业的发展。相反,直接融资如风投、创投、天使投资等由投资人出资设立,以追求更高的利润为目标,因此其风险偏好较高,可忍受企业创新过程中持续的亏损状态。

  “要在间接融资里面得到融资的支持,不处理好银行的关系,是难以想象的。”贾康说,企业家不要将太多的精力放在关系学上,应该更多考虑创业创新,而直接金融更适合企业家精神的发挥,促使企业家在自担风险、自负盈亏的情况下,能放开手脚地去试错和创新。

  贾康强调,间接融资系统积累的风险容易传导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相比之下,直接融资系统积累的风险即使可能出现较为剧烈的震荡,但相对容易控制,不会引起系统性金融风险。

  “真正金融生态的发展,要把间接融资、直接融资更好地形成无缝连接的供给体系。”贾康说,逐步提高直接金融的比重,是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基本方向。给直接金融更多的试错空间和创新余地,是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配套的改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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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27 8:09:00

      01

  房产税

  很多人担心内循环对房产有巨大冲击,实际还是在担心民众大量的金钱被沉淀在房产上、收入分配不均等问题都可能会给消费拖后腿。因此必须在这方面加以遏制,优化收入再分配。

  无可回避的,也是这些年挨了骂的说法——房地产税。可能很多年轻朋友听了皱眉头,谁都不希望有税。

  但发达国家现代经济社会里边的通例,是必须有财产税的调节。要走向现代国家就必须要有现代税制,而现代税制里又必须有这种财产税。

  房产税在我国怎么样形成呢?很早以前就有了要加快立法并适时推进房地产税改革的指导方针。在这个逻辑上也呼应着要逐渐提高直接税比重的大方向。

  但由于种种阻碍因素,虽然说相关部门会在任期内要启动房地产税立法,但今年的指导口径却从原来的加快退到了稳步,又从稳步退到了稳妥,现在连步骤都不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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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9-28 7:58:00
       在“双循环”下的国际关系处理

  从背景上来说,我们所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非常突出地表现在中国在推进现代化、寻求和平崛起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需要应对的逆全球化的不良因素,以及需要慎重和理性处理的国际关系变化。我们要应对挑战,把握继续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机遇。


  在这个背景之下,看我们当前的国际关系,可能要有几个角度:

  首先,从已经被称为全球最主要、最举足轻重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来看当前的时代主题。从2018年中美贸易战打响到现在,中美博弈实际上已经升级为更广泛的科技战、外交战、金融战,人文交流的对抗因素也在上升,还有现在有人在议论的可能擦枪走火的局部热战等等。基辛格说,中美关系已经回不到从前,现在是处在冷战之峰的山脚下。显然在这样的中美关系背景之下,我们需要从大的战略思维进行正确把握,与之相关的其他国际关系也必须一起来进行审慎的判断。我觉得最关键的战略思维,要立足于一个判断,就是当年邓小平所说我们改革开放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我们所处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那么现在,这个“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是不是变化了?是不是得重新表述了?我认为正如中央所明确表述的,这个主题并没有变。它遭遇到了挑战,但我们如果能够处理好的话,在应对挑战的过程中,我们仍然可以在原来确定的现代化伟大复兴为导向的和平轨道上发展。

  第二,认清全球共享一个产业链的基本格局。如果从我们现在研究的新供给经济学来做论证,从整个生产力发展所决定的生产关系,以及由人们构成社会群体组成的国家关系来看,全球共享一个产业链的基本格局并没有变。美苏冷战结束以后,中美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融入了全球化共享一个产业链的基本格局,这个没有变。脱钩只是少数极端政客的一种威胁性的说法。实际脱钩谈何容易!这个共享一个产业链所升华出的“共享经济”这个概念,在信息革命时代,实际上已经在日新月异地发展,也在实际的生产力层面支撑着社会关系的演进,而这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配套条件。

  第三,和平发展的主题背后,还有核威慑所形成的战略平衡,这使第三次世界大战成为极小概率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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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9-9 7:53:00
    大家好!刚才苏宁行长已经就“内循环”发表了非常好的意见,我以研究者定位,再谈一些自己初步的思索和形成的看法,题目也是咱们这次会议邀请时的命题作文,就是关于当前经济发展中“内循环”的几个问题。我想从三个视角上谈一下,分别是内循环提出的背景,它的学理逻辑和它与外循环的关系。

  首先是第一个方面。各方现在热议的内循环,中央的表述是内循环为主,内外循环相互促进。这样一个指导方针提出的背景,可以从三个层次来加以勾画。

  第一层,就是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下行它表现出的整个过程中,其成因可以认为是三重因素的叠加。首先是2010年,当年报出的中国年度经济增长速度是10.6%,在成功抵御世界金融危机以后,再现了前面几十年间如果算总账9.8%(四舍五入就是两位数增长)这种高速增长特征,但是那一年度接近年尾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地认为必须牺牲一些速度,提出了“稳”字当头、稳中求进这样带有哲理意味的指导方针,要往下寻求一个软着陆以后的中高速的高质量发展,以后又明确地表述为“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这个阶段转换,我们从研究的角度可以特别强调一下,它是在中国成为中等收入经济体(2010年的时候人均国民收入四千美元,坐稳了中等收入经济体这把交椅)之后,和其他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告别经济起飞阶段的粗放高速发展特征大同小异的一个阶段转换。中国也必然经历这样一个转换。

  那么往下的速度调整不能一低再低,中央的意图后来以权威人士的名义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就是要完成一个L型的转换,大写的L这一竖往下走,走到一定的时候一定要拐出它的尾巴,形成一个以结构优化支撑的中高速的时间尽可能长的运行平台。这重因素它的演变,是在2010-2012年两年间,我们的增长速度迅速回落到了8%以下,然后又经过三年回落到了7%以下。2015年下半年到2018年上半年,长达12个季度,中国经济其实是在一个6.7-6.9%很窄的GDP增速区间里波动,已经有了L型转换可以确认的基本状态了。但是这后面紧跟着发生的,是不期而至的2018年一季度以后的贸易战,当然也知道,现在这个所谓贸易战是美国变为朝野空前一致要打压中国,全面遏制中国,其实已经升级为科技战、外交战、金融战,以及人文交流方面的一些不友好的、甚至是对抗的举措,还有人们有些时候议论的可能“擦枪走火”的局部热战。这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就是使原来的6.7%的底线再次被击穿,到了2019年年底,季度的速度是6.0%,全年的速度只有6.1%了。再往后,就是今年突发的新冠疫情,使我们经济增速在一季度一落千丈,几十年从来没有出现过的-6.8%,二季度已经回调到1-6月总计是-1.6%,估计三四季度一定能够把今年的增速扳到正值上。但是这个经济的下行在三重因素叠加了以后,带来的情况是市场预期不好,现实生活中间很多矛盾进一步凸显,困难重重,大家都有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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